蔡昉：直面人口负增长，中国应如何应对？
激石Pepperstone(http://www.paraat.net/)报道：
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指出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出现6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在其新作《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中指出，应从四个方面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负增长：
第一，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都是必然过程，无涉“好”“坏”判断，需要理性看待；第二，要关注人口趋势的变化，而非只关注总量的变化；第三，提高人才质量与采用机器替代能够弥补劳动力不足，但需创造体制机制条件，即通过改革获得红利；第四，对待人口负增长，需要把握增量的挑战、结构的潜力、总量的机遇。
如何看待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怎样加快培育“人才红利”？提高生育率应有哪些侧重点？日前，长安街知事就这些问题专访了蔡昉。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头衔并不重要
知事：根据联合国的估算，印度于今年4月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您觉得对此应如何看待？
蔡昉：我认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头衔并不重要，展望中国发展前景的参照系也不是印度。
公元17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在人口规模上一直交替领先，此后中国牢牢占据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而真正显著拉开两国发展差距的是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增长表现会受人口转变因素影响，或正面或负面，然而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并不是宿命或极限，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任何国家，无论人口转变处于哪个阶段，在既定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中，只要具备恰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足以充分动员资源和要素，并对资源和要素进行有效配置，就能够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扰，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
即使中国不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仍是人口大国，14亿人口是一个足够大的量级。
人口不仅要看数量，也要看质量。人口红利同样要靠人力资本来保障，后者则是教育、培训和“干中学”的结果。多项统计数据显示，印度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与中国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一点印度短期内是很难赶上的。
未来要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
知事：李强总理此前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为加快培育“人才红利”，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蔡昉：中国过去40多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还是要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我在此提几点建议：
一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经历过两次大的跨越，分别是1986年开始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1999年以来高等学校的扩大招生。在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大幅增加的保障下，这两项重大举措显著提高了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下一步可以考虑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向前向后分别延长3年，即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这样将显著提高未来参加劳动群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这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人才红利”。
有人担心经费的问题，其实不必，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潜力，预期可以显著降低义务教育负担率，提高教育资金的保障程度。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2001年至2021年，普通小学和初中的在校生人数合计已经在总量上减少了17.1%。未来一段时间里，一方面，义务教育阶段的人数预计将进一步显著减少；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已经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如果未来保持这一比例不变，教育资源的充足度将明显提升。
从2021年到2035年，在义务教育负担显著下降的同时，可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水平将显著提高。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教育实现第三次跨越的机会窗口，或者说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窗口期。
二是户籍制度改革，核心是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成为市民。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育，能把这部分劳动力更顺畅地转移出来，大幅度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鸟”的改革，能释放出的改革红利既有供给侧的，也有需求侧的。现在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65%，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7%，中间差着18个百分点，在于进城农民工被统计成城镇的常住人口，但是没有得到城市户口，也就没有享受到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因此，虽然农民工的收入在不断增长，但是没有好的社会保障和在城市居住的预期，他们的消费模式就不是城市居民的模式。中国社科院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团队都做过测算，如果给农民工一个城镇户口，不算收入增长的效应，仅仅因为得到了城镇户口，就可以提高28%的消费，这就是需求侧的改革红利。
同时，农民工进城后，可以稳定地提供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这个群体对教育的投资可显著增加，对培训的参与度也将提高，刺激劳动力继续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供给侧能增加的潜在经济增长。
此外，我们还要从供给侧发力，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主体依靠生产率水平进退存亡、优胜劣汰等。
我认为，所有改革都是相通的，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等方面的改革举措，都会对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效果。
对新技术的负面影响要保持警惕
知事：关于提高生产率，很多人寄希望于科技的进步，例如最近大热的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您曾提到，人工智能在劳动力替代方面的速度和表现需要警惕，能否展开来谈谈？
蔡昉：技术进步当然是可以提高生产率的，但是和其他很多进步因素一样，其本身并没有所谓的“涓流效应”，必须采取一系列引导手段和方法路径，才能惠及每一个人。就好像经济增长会加大贫富差距，如果技术进步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反而会扩大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以ChatGPT为例，将来可能掌握它、驾驭它的人会极大获利，但不掌握的人就会在竞争中落后、甚至被淘汰，这是需要警惕的。
过去我们提到人工智能，往往认为会首先替代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而ChatGPT一出来，大家发现它有可能替代脑力劳动、创意劳动。这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未来技术如何发展？会把什么替代掉？尚不可知。
因此，我们应该思考清楚，人类究竟有哪些真正优于人工智能的地方。未来教育的重点也要有所调整，教育理念要更加开放，不局限于专业技能或特定的知识领域，而是更加重视通识教育、重视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使我们形成更强的学习能力、更开放的思维方式。
新技术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科技企业为抢占有利位置，可能会一拥而上。为了避免“合成谬误”，我们应加强系统观念和制度设计，把伦理问题、发展方向问题、如何控制潜在风险等问题研究清楚之后，再往前发展和进行下一步的应用。
知事：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挑战，您觉得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应有哪些侧重点？
蔡昉：近期各地政府纷纷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延长女性的产假、明确育儿假、提供育儿补贴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地的社会福利水平。社会福利与生育率是挂钩的，这一点从国际上可以看出，按照“人类发展指数”来看，那些得分最高的国家，生育率也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与它们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分不开。
未来，我们应努力提供充分且公平、覆盖全民和整个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全民共享型社会福利体系，或者说推进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对于政府而言，可以从“七有”入手，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对于“七有”的内涵和当前的紧迫任务，还可以从目标出发进行概括。首先，通过为生育、养育和教育子女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提高家庭生育意愿，促使全社会生育率回归到更可持续的水平。其次，通过各级各类教育和终身学习多渠道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培养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足以应对劳动力市场挑战的新型劳动者和创业者。再次，加快建立健全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增进各群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最后，通过立法执法、制度建设和规制完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水平，在扩大就业数量的同时提高就业质量。还要强调一个原则，就是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统一。
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并不简单等同于高福利，而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缩小农村与城市、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这样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还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我认为，只要我国的社会福利到达一定水平，将会释放出比西方国家更大的生育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