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美国会回到“利益相关者”模式吗？

　　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上任之际，横亘在美国精英人群与大众间的“断层线”仍清晰存在。政治的背后是利益，美国普通民众未来4年将面临什么变化？他们主张的利益会否得到满足？

　　更多选民在去年美国大选中选择共和党，主要出于移民和经济议题，这两个问题又直接相关。在美元超发引发的通货膨胀影响下，作为大多数的美国中下阶层近年来承受了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民主党政府对移民安置及其他非民生领域的过多投入，在民众看来挤兑了他们的应得福利。共和党提出要“重拾美国梦”，减少政府日常开支、增加就业机会，同时降低住房、教育和医疗费用，让家庭、年轻人及所有人都负担得起。

　　特朗普影响下的共和党被认为已不代表美国精英阶层，而是和该国中下阶层结盟，这从表面来看是要在一定的国家边界范围内，重建“美国人民”的利益相关性。这其实也是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在较长时间内为维护社会安宁、保卫公共秩序、促进国家认同的传统观念和做法。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是美国工业化的高峰期，随着大公司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野蛮扩张，美国当时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社会矛盾格外尖锐，对资本主义扩张中如何“保护社会”和界定公司行为，引起了更大关注。1932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梅里克·多德提出，商业公司是一个既具有商业能力、又服务社会的经济组织，不能仅为股东谋利，还要保护雇员合法权益，遵守商业和行业法规，以及为公众利益负责。换句话说，公司的员工、客户、合作方、所在社区，乃至公司所处的国家和社会，都是其利益相关方，需要在公司运行中被关照到。这一“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理念，在20世纪中下叶成为西方国家协调经济活动与社会总体需求之间关系的圭臬，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所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更是强调经济活动要服从于社会总体需求，甚至被写进国家法律。这段时期，也是西方国家分配相对公平、社会比较和谐的时期。

　　然而，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思潮、公司组织形态逐渐发生了巨大改变，曾经遭到唾弃的“股东资本主义”再次得势，“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被迫淡出，这在美国表现得更加明显。特别是经历里根主义的洗礼后，企业、税收、福利等相关的理念、政策与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以往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相比，今天的美国大公司更多体现的是自利性，对此提供重要理论支持的，相当部分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他认为政府越小越好，应当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公司只不过是拥有它的股东的一个工具，它仅有一种社会责任，那就是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创造利润。支持“股东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还认为，大公司对经济效率的拉动会带来“涓滴效应”，会使所有人受益。然而，实际情况是，在经历最近几十年来“股东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后，贫富分化和社会鸿沟以惊人的方式不断加剧，还传导进入政治领域，催生了政治极化现象。

　　因分配严重失衡、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相关性消失而产生的分裂对立，已是不少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利益相关者”模式近年来重新被频繁谈论。在2019年8月的美国年度“商业圆桌会议”上，众多美国大企业总裁们坐在一起发表宣言，改写股东利益至上原则，声称公司要与全社会构成利益相关者。其他一些国家也在政策上开始回调，比如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在执政期间曾主张推进新资本主义，侧重点在于发挥政府和国家的职能调节二次分配，在大公司和中小公司之间，让中小公司有更多比例的获利，其政策的倾斜度偏重于中下阶层。

　　美国的政客们不太可能不明白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所在。最近4年来，拜登政府做出的一些人事安排和推出的政策，一度被外界认为是仿效“罗斯福新政”，比如推动建立的全球最低企业税、对大企业表现出的加强监管倾向，表面看来都是为劳工阶层而设，但为何没有引来劳工阶层的共情呢？主要原因是拜登的政策充满内在矛盾，其在移民、性别等方面搞身份政治，以及对资本运动的全球化并没有真的做到有效监管，都在弱化国家认同和国家能力、加大国家财政压力，进而无法真正改善中下层群体的生活处境。

　　特朗普团队在竞选中试图展示回归“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姿态。然而，其政策追求同样充满矛盾，并不都有利于中低阶层。比如，声称美国的公司税过高，要将当前21%的公司税降低到15%。但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公司税曾在较长时期内都保持在50%以上，哪怕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初期，也还在40%以上，这是以往美国内部不同人群形成利益相关的重要成因所在。未来，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在一种仍然致力于给公司让权的制度设置中，如何来推进利益相关